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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龄一时没有主意，便问宪仆借还是不借。
宪仆说：“不借他也没话说。”
可鹤龄明知不借就是得罪他，于是咬着牙说：“那就借给他五十。他早晚还不还给我们吗？”
宪仆心想他硬是不还又能怎么着他，这房子他还强占着两间呢。
心里虽这样想，可宪仆还是同意了鹤龄的办法，决定借给他五十。
宪伦从仆手里拿到钱高兴了好几天，连他老婆再见到宪仆一家人脸上都有了笑模样。宪伦的老婆己有好长时间见了人不说话了，她像个债主似的整天抱怨住的地方太小，儿子大了想说个媳妇都难。
宪伦借了宪仆的钱却没有如他说的那样去看病，他用这些钱给他儿子建华说媳妇去了，很快就把建华的亲事说成了。
宪仆和鹤龄见人家拿着借来的钱给儿子说成了媳妇，觉得有种上当的感觉，可也说不出什么来，还得强装笑脸表示祝贺。
可是宪伦过后就翻脸不认人了，他唆使他那个没心没肺的女人站在天井大声嚷嚷：“定下亲来又有什么用？又没有房子，还能把媳妇娶到这天井里就行了？唉，都是胡大队长胡安排，人家明明有安家费，不给人家找个宽敞地方住下，却让人家来跟我们挤。十好几口子都挤在这里有什么好呢？真是的。”
宪仆听了这话就气得发抖，他想出去说两句，最后都被鹤龄按住才没有跟那女人吵起来。回到这里以后，宪仆一家才从别人那里渐渐了解到，当初胡大队长强行让宪伦给宪仆倒出三间房子来并不是完全出于公正，他也是借机报复宪伦。
宪伦为了取代胡大队长坐上杨家大队的头把交椅不知跟胡大队长较量过多少次，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火候而没有成功。胡大队长总想给宪伦一点厉害瞧瞧，可也没有机会，如今见宪仆一家从济南回来了，便打着正义的旗号想把宪伦从杨家大队最好的五间屋里撵出去。
可是宪伦也不是好惹的，他仗着自己是打日本有功的，天天到公社里去状告胡大队长，最后公社里来人解决此事，才让宪伦宪仆两家合住一院。宪伦恨胡大队长的同时，也十分多嫌宪仆一家，他总希望有个机会把宪仆一家从这里挤走。
宪仆一家回到杨家大队后并没有一个可依靠的亲戚，只有这个宪伦是宪仆同一个祖父的弟弟，可这个弟弟比别人还要排斥宪仆一家。
宪仆和鹤龄都看出了这一点，他们只好悄悄告诉自己的几个孩子在宪伦一家人面前说话做事要小心，尽可能不要惹着他们。宪仆家几个孩子都是听话懂事的，他们也知道自己家现在的处境，因此都格外小心，不敢在人前大声说话，回到家里后也尽量在屋里不出去。
宪仆一家越是小心，宪伦一家越是大胆，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的找宪仆一家人的毛病，希望把事情闹起来才好。这天，宪伦老婆把建华的一双球鞋洗好后放在窗台上晾了起来，到了晚上看看没干也没收，还让它在外面晾着。
可是第二天一早宪伦老婆就在院里大呼小叫起来，说建华那双鞋竟不见了，准是叫人给偷走了，并骂那偷东西的人如何不是人，将来出门不是叫车轧死就是让疯狗咬死。
宪仆一家人正吃着饭，听那女人也像咬人的疯狗一样在那里叫个不停，心里都有些慌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鹤龄放下筷子，说：“我出去看看。”
宪仆却说：“别理她，让她骂去，反正我们又没有人拿她的鞋。”
鹤龄却说：“看她着急也不能装听不见的，那样反倒更像是我们偷了她的鞋似的了。”
说完，鹤龄走出了自己的屋子，对那脸色铁青的宪伦老婆说：“他西婶，你说丢了鞋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宪伦老婆也不理鹤龄，依旧骂道：“偷鞋的人他穷不起呀。他偷我了们家的鞋让他先烂爪子，他穿在脚上再让他烂了他那双脚。”
鹤龄己经出来了，却不好就这样回去，只好等那叫骂的女人暂停的时候插话说：“不就是你昨天给建华刷的那双鞋吗？好好的怎么就会没了呢。”
那女人这才接茬道：“谁不说呢，好好的一双鞋，放在那里又没有人动它，怎么就会没了呢。我看不是那双鞋长了脚了，就是这院子里有了鬼了。”
鹤龄见她骂得不明不白，也不好跟她计较，只好劝她说：“他西婶，你别着急，丢了东西这事也常有，好好找一找也许还能找到呢。”
宪仆老婆便不屑地看了鹤龄一眼说：“你说得倒轻巧，你让我上哪里找去？这院子才腚大的个地方，没的那双鞋又不是一根针，还用得着我旮旮旯旯的到处找吗？”
鹤龄只好红着脸说：“这院子里就我们两家，又没来过别人，不可能叫人偷去的。要不我回去问问杨超他们，看他们是不是动过。”
说完，鹤龄便回了自己屋子里，故意大声问：“杨超，你动没动你建华哥那双鞋？”
杨超说：“没有。”
鹤龄又问：“杨越呢，你见没见你西婶晾在窗台上的那双鞋？”
杨越小声说：“妈，我没拿。”
鹤龄生气地大声说：“你大声说。”
杨越只好大了点声说：“我见了，可我没拿。”
鹤龄又问七岁的杨赴：“你呢，杨赴，你动没动你建华哥的那双鞋？”
杨赴年小人又老实，他见鹤龄这样着急，不知出了什么大事，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摇头。
鹤龄又大声问道：“你到底动没动啊？”
宪仆早就恼了，他怒气冲冲地说：“他才多高，能够得着那窗台吗！你也别逼孩子们了，干脆,谁丢了东西让谁到我们家来找吧。不就是怀疑我们是贼嘛。”
鹤龄怕外面的人听见这话，忙大声说：“没事了，没事了！孩子们既然没拿，我就去跟他西婶说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