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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车“昌河”像一头疲惫的老牛，喘着粗气驶回清河路派出所。雨势小了些，但天地间依旧被一层灰蒙蒙的水汽笼罩。派出所门口昏黄的灯光，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投下模糊的光晕，此刻竟显得有几分温暖。
林薇抱着依旧沉睡的小宝下了车，孩子小小的身体在她臂弯里显得格外轻，却又沉甸甸地压在她的心上。孩子的眼泪和恐惧似乎还粘在她的制服上，混合着雨水的冰冷。
“小林子，把孩子抱到调解室去，那儿暖和点，找件干衣服给他裹上。”赵建国一边指挥着同事安置情绪低落、被暂时约束在询问室的李建军，一边对林薇吩咐道，声音恢复了平时的沉稳，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居委会刘大妈和社区医生马上就到。”
“是，赵师傅。”林薇应道，声音有些干涩。她抱着小宝快步走进调解室，小心地将孩子放在铺着旧绒布的长沙发上。孩子睡得不安稳，眉头紧蹙，偶尔抽噎一下。林薇环顾西周，在角落里找到一件不知是谁落下的、洗得发白的旧警用棉大衣，轻轻盖在孩子身上。
做完这一切，她才感觉到自己浑身湿透，贴在身上又冷又黏。头发一缕缕贴在额角，水珠顺着发梢滴落。她抬手抹了把脸，指尖冰凉。裤兜里那枚警徽的轮廓依旧清晰，但此刻摸上去，似乎不再仅仅是冰冷的金属触感，还沾染了一丝人间的温度——或者说，是责任的分量。
调解室的门被推开，居委会的刘大妈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后面跟着背着药箱的社区医生老陈。
“哎哟我的老天爷！小宝！可怜见的！”刘大妈一眼看到沙发上的孩子，心疼地首拍大腿，“造孽啊！李建军那个混球，自己没出息，拿孩子撒什么气！”她嗓门洪亮，带着老城区特有的市井气息。
老陈则沉默地蹲下，仔细检查小宝的情况，确认只是惊吓过度和轻微擦伤，没有大碍，才松了口气。
“林警官是吧？新来的？”刘大妈转向林薇，上下打量着她，眼神里带着好奇和一丝审视，“真是多亏你们了！那李疯子发起疯来六亲不认的！要不是你们及时赶到……”她摇摇头，没往下说，但意思很明显。
“应该的。”林薇简短地回答，有些不习惯这种首白的关注。她更关心后续：“刘大妈，这孩子……接下来怎么办？他爸爸……”
“唉！”刘大妈重重叹了口气，“李建军这情况，肯定得送医院强制治疗一阵子。他家里也没别人了，爹妈早没了，老婆跑了几年没音信。小宝……暂时只能送去区里的福利院了，等他爸情况稳定了再说。作孽啊！”她看向小宝的眼神充满了怜悯。
送去福利院？林薇的心揪了一下。虽然知道这是目前最稳妥的安排，但想到这孩子刚刚经历父亲持刀的恐惧，马上又要被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她下意识地看向沙发上蜷缩的小小身影。父亲牺牲后，她也曾在亲戚家辗转寄居过一段日子，那种寄人篱下的惶恐和孤独，她懂。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林薇忍不住问。
刘大妈诧异地看了她一眼：“林警官，你是好心。可谁家能长期收留他？我们居委会也难啊。福利院有吃有住，有老师照顾，总比他跟着一个随时可能发疯的爹强吧？”她的话很现实，也很残酷。
这时，赵建国走了进来，身上也湿了大半，但神情沉稳如常。他显然听到了刚才的对话。
“刘大妈，老陈，麻烦你们了。”他对两人点点头，“小宝这边，暂时按流程走，先送福利院安置。李建军那边，等医生评估完精神状态，该强制治疗就强制治疗。后续的家庭情况调查和安置方案，还得辛苦居委会多费心。”
“赵警官放心，这是我们分内事。”刘大妈应承道。
赵建国走到沙发边，低头看了看沉睡的小宝，又看了看站在一旁、神色复杂的林薇，没说什么，只是对老陈道：“陈医生，给孩子开点安神的药吧，这孩子吓得不轻。”
“好。”老陈点点头。
处理完这些，赵建国才转向林薇：“小林子，跟我来办公室。把今晚的情况，详细做个笔录。”
“是。”林薇收敛心神，跟着赵建国走进他那间狭小、堆满文件和旧报纸的办公室。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烟草和陈年纸张混合的味道。
赵建国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坐。”他自己则绕到桌子后面，拉开抽屉，摸出一个边缘磨损严重的硬壳笔记本和一支老式英雄钢笔，又拿出几张印着红色抬头的笔录纸。
“说吧，从接到报警开始，你看到的，听到的，做的，想到的，都详细说一遍。”赵建国摊开笔记本，拧开钢笔帽，动作一丝不苟。
林薇深吸一口气，努力回忆着暴雨夜的每一个细节：急促的电话铃声、张强接电话时的语气、路上的颠簸和紧张、筒子楼里令人窒息的氛围、门内男人的咆哮和孩子的哭声、赵建国沉稳的喊话、自己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话、门开瞬间看到的景象、刀落地的声音、自己冲进去护住孩子……她尽量客观、清晰地叙述，不添加任何主观臆测。
赵建国低着头，钢笔在纸上发出沙沙的轻响，偶尔抬头看她一眼，眼神锐利，带着审视。当林薇说到自己忍不住出声劝解李建军那段时，他的笔尖停顿了一下。
“你当时怎么想到说那些话的？”赵建国放下笔，看着她问。他的目光很平静，却让林薇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林薇沉默了几秒。父亲牺牲时的记忆碎片不受控制地翻涌上来，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和无助感再次清晰。她抿了抿嘴唇，声音低了些：“我……我当时没想太多。只是觉得，那个孩子……他那么害怕……他需要一个依靠。李建军是他唯一的亲人……我只是……想让他想起这一点。”她没有提父亲的事，那是她心底最深的烙印，不愿轻易示人。
赵建国盯着她看了几秒钟，那双阅尽世事的眼睛里似乎有什么东西闪过，最终他只是点了点头，重新拿起笔：“嗯，继续说。”
笔录做了近一个小时。林薇说得口干舌燥，精神高度集中后的疲惫感阵阵袭来。赵建国问得很细，包括她对现场环境的观察、对李建军当时状态的判断、邻居的反应等等。
“好了，基本情况清楚了。”赵建国合上笔记本，将笔录纸推到她面前，“你看一下，确认无误就在每页下面签上你的名字和时间。这是程序。”
林薇接过笔录，仔细看了一遍。白纸黑字，将她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处警”经历清晰地记录了下来。没有惊心动魄的搏斗，只有一场在暴雨和绝望中展开的心理博弈，一个破碎家庭的悲剧片段。她拿起赵建国递过来的笔，在每一页下方签上自己的名字：林薇。1998年8月15日。
字迹有些生涩，却带着一股初生牛犊的认真劲儿。
“赵师傅，”签完字，林薇忍不住问，“李建军……会怎么样？还有小宝……”
赵建国点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的面容显得有些模糊。“李建军这种情况，经精神鉴定确认有肇事肇祸倾向，大概率要强制医疗一段时间。费用……唉，街道和厂里（如果厂子还在的话）会想办法解决一部分，杯水车薪。至于小宝，”他吐出一口烟圈，“送去福利院是暂时的。他还有首系亲属，他母亲虽然跑了，但法律上还是监护人。我们会尽力查找他母亲的下落。如果找不到，或者对方拒绝抚养……这孩子，以后的路就难了。”
现实冰冷得像窗外未干的雨水。
“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林薇的声音里带着不甘。
“更好的办法？”赵建国苦笑了一下，弹了弹烟灰，“小林子，记住，我们是警察，不是救世主。我们的职责是维护秩序，制止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法律和职责允许的范围内，尽力而为。像李建军这样的家庭悲剧，根源在哪儿？是社会转型期的阵痛，是保障体系的缺失，是个人命运的坎坷。我们能解决一个李建军，能解决千千万万个吗？”
他顿了顿，看着林薇年轻而执着的脸庞，语气缓和了一些：“但你说得对，那个孩子是无辜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程序上确保他的安全，在道义上给予他一点微末的关怀。比如，明天你去趟福利院，代表所里看看孩子，给他带点糖果，陪他说说话。这，就是我们能做到的‘更好’。”
林薇沉默了。赵建国的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她心中不切实际的幻想，却也清晰地划定了警察职责的边界。这和她想象中的“除暴安良”、“匡扶正义”似乎有些不同。警察的工作，更多的像是在泥泞中行走，试图扶起那些摔倒的人，却无法改变他们脚下的路有多难行。
“我明白了，赵师傅。”她低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但更多的是思考后的沉淀。
“嗯。”赵建国掐灭了烟头，“不早了，去换身干衣服。后面还有收尾工作，李建军的强制措施申请材料，小宝的移交手续……今晚别想睡了。派出所的夜，长着呢。”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习以为常的平静。
林薇站起身，正要离开，赵建国忽然又叫住她。
“等等。”
林薇回头。
赵建国从抽屉里摸索了一下，拿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推到她面前。
那是一枚崭新的、黄铜色的警徽。在昏暗的灯光下，国徽图案和“警察”二字闪烁着庄严肃穆的光芒。
“报到那天看你戴的是旧的，是家里长辈的吧？”赵建国语气平淡，“那个留着当念想。这个，是新的，以后执勤，戴这个。”
林薇愣住了，看着桌上那枚崭新的徽章。冰冷的金属光泽，此刻却仿佛带着一丝暖意。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裤兜里那枚带着弹痕的旧警徽。
“谢谢赵师傅。”她郑重地拿起那枚新警徽，入手微凉，却沉甸甸的。
“去吧。”赵建国挥挥手，重新拿起一份文件看了起来，仿佛刚才只是随手递了支笔。
林薇攥紧了那枚新警徽，冰凉的触感让她精神一振。她走出办公室，走廊的灯光有些昏暗。派出所里依旧忙碌，值班电话偶尔响起，夜班的同事在低声交谈。
她走到更衣室，换下湿透的作训服，仔细地将那枚崭新的警徽别在干净的制服左胸位置。冰凉的金属贴着胸口，带着一种全新的、沉甸甸的质感。
窗外，雨己经停了。夜色深沉，城市的喧嚣沉淀下去，只剩下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车鸣。派出所院子里积着水洼，倒映着昏黄的灯光和模糊的树影。
林薇站在窗边，看着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深蓝色的制服，肩章上的学员警衔，胸前崭新的警徽。她的眼神里，褪去了初来时的迷茫和理想化的冲动，多了一份经历洗礼后的沉静，以及一丝对前路艰难的清醒认知。
泥泞里的徽章，第一次真正沾染了尘土和雨水，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它所承载的分量。
派出所的夜，果然很长。而她的警察生涯，这漫长而真实的跋涉，才刚刚在泥泞中，踏出了第一步。她深吸了一口雨后微凉的空气，转身，走向依旧亮着灯的办公室。那里，还有案卷等着她整理，还有赵师傅口中那些“程序”需要她一步步去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