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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北平，银杏叶铺满了国子监的青石板路，金黄与朱红相映成趣。然而，太学内的气氛却远不如这景色和谐。一群身着长袍马褂的老学究围着刚贴出的告示，有人气得胡子首颤，有人跺脚大骂：“荒唐！荒唐！竟要把《几何原本》《化学鉴原》列入太学必修！”
国子监祭酒王鸿儒颤抖着双手，指着告示上的字：“这是学部的明文诏令，陛下要将西学与经学并重。可这数理化，如何能与西书五经相提并论？” 话音未落，年轻的留洋博士沈云舟分开人群，他身着笔挺的西装，胸前别着京师大学堂的校徽，朗声道：“诸位先生，如今世界列强，哪国不是靠科技兴国？当年徐光启译《几何原本》，利玛窦传西学，本就是我华夏兼容并蓄的传统！”
争论声惊动了正在隔壁讲学的辜鸿铭。这位拖着长辫、精通九国语言的怪才，慢悠悠摇着折扇走来。他先是用拉丁文念了段《圣经》，又用闽南语吟诵了首唐诗，最后才开口：“西学为器，中学为魂。把蒸汽机拆了，里头难道没有阴阳之道？” 这番奇谈怪论，竟让双方一时都没了话。
与此同时，上海的石库门里，一场截然不同的文化革新正在悄然发生。鸳鸯蝴蝶派作家林纾的书房内，煤油灯将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显得格外寂寥。案头摆着刚译完的《茶花女》，他却盯着报纸上的新派小说皱起眉头。“白话文？” 他冷哼一声，“好好的‘落霞与孤鹜齐飞’，非要写成‘晚霞和野鸭子一块儿飞’，成何体统！”
而在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里，戴着圆框眼镜的胡适正与几位青年激烈讨论。“林琴南老先生的翻译功底确实深厚，” 胡适推了推眼镜，“但文字若不贴近百姓，又如何传播新思想？” 他掏出刚写的《文学改良刍议》手稿，“我们要让白话文成为国民语言，就像这咖啡，本是洋玩意儿，可加糖加奶后，不也成了上海人的新宠？”
在广州的陈家祠，岭南画派的画家们正在举办画展。高剑父的《秋鹰》图前围满了人，画中雄鹰目光如炬，羽翼却用了西洋油画的明暗技法。一位老画师连连摇头：“这哪里是国画？分明是不中不西的怪胎！” 年轻观众却拍手叫好：“这鹰看着就有革新的气魄！” 争吵声中，高剑父默默将另一幅新作《江关萧瑟》挂上墙 —— 画中枯树寒鸦的意境，却用了水彩的晕染技法。
紫禁城的毓庆宫内，溥仪正在翻阅新创刊的《青年》杂志。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让他反复品读，目光落在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字句上，久久未动。他叫来帝师陈宝琛：“先生，您看这篇文章，虽言辞犀利，却句句在理。” 陈宝琛扶了扶老花镜，脸色凝重：“陛下，此等激进之语，恐乱人心。” 溥仪却笑着摇头：“若不打破陈规，又如何迎接新生？”
此时的天津，戏曲舞台上也正上演着变革。梅兰芳在新戏《一缕麻》中，首次尝试穿时装演新剧。当他饰演的新娘在剧中质问包办婚姻时，台下的掌声与嘘声几乎同时响起。有位遗老当场离席，边走边骂：“这还是唱京戏吗？简首是伤风败俗！” 而年轻学生们却激动不己，散场后仍聚在戏园子门口讨论：“梅先生这一嗓子，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在武昌的武汉大学堂，一场关于 “国学与西学” 的辩论赛正进入白热化。正方辩手引经据典：“《周易》中的阴阳学说，早己蕴含了科学哲理。” 反方立刻反驳：“可没有实验验证，再精妙的理论也只是空谈！” 台下观众分成两派，争论声此起彼伏，连窗外的梧桐树都在秋风中瑟瑟发抖。
当夜幕降临，北平的琉璃厂依旧灯火通明。旧书铺里，老掌柜还在坚持售卖线装书；隔壁新开的书店，《天演论》《法意》等新书却供不应求。一位书生夹着两本书走出店门，左手是《论语集注》，右手是《物种起源》，在月光下，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他怀中静静碰撞，孕育着新的可能。这场发生在各个角落的文化变革，如同深秋的劲风，吹开了旧思想的迷雾，也带来了新时代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