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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的前一年，鹤龄和宪仆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生这个孩子的以前，鹤龄因为身子笨，很不愿意出去走动，宪仆就劝她多起来走一走。鹤龄有时不想走，就躺在床上不动，宪仆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叫她起来，说：“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起起。”
孩子出生以后，是一个女孩，宪仆琢磨着给女儿起个什么样的名字，鹤龄便说：“孩子没等出生，你不早就给她起好了名字了吗？”
宪仆说：“我什么时候给孩子起名字了？要是早起好了，我现在还费这个劲？”
鹤龄说：“你整天冲着我这肚子叫起起起，那不是在叫你的女儿吗。我看，就叫这孩子杨起吧。”
宪仆想了想，觉得这个名字也不错，就同意了鹤龄的想法。
如今，杨起己经长到三岁，整天在豆汁房里跑来跑去，像只快乐的小鸟，给一家老小带来了无限欢乐。
就在这时，杨起的姥爷犯了严重的胃病，每天要喝大量的中草药，豆汁房里的事再也顾不上，只好把那一切都交给了胡涂掌管。
杨起的姥姥一天到晚只会看孩子，其余的事情一概不管，鹤龄便成了家中的主心骨，大小事情都由她拿主意，她每天要做一大家子人的饭菜，还要照顾生病的父亲，还得伺候上班的宪仆，常常累得首不起腰来。
宪仆仍在火车站上班，他己成了站上的技术骨干，在重要的岗位上做着不大不小的头目。
由于工作扎实，业务熟练，每一位上司都对宪仆十分常识，都对他寄予厚望。宪仆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他每天要把班上的事情弄得一清二楚才肯下班，班上的活实在做不完就带回家去完成。
宪仆常常在晚上等鹤龄和杨起睡了以后挑灯夜战，把手里的材料整理得井井有条，以确保明天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看见宪仆熬夜，鹤龄非常心疼，第二天早上便不忍心早早叫起他来，每次都是把早饭做好了再让他起床。
这天早上，鹤龄把饭做好，看看还有十几分钟就到点了，才对杨起说：“杨起，去叫你爸爸起来。让他起来吃饭，吃了饭好去上班。”
杨起听明白了以后，蹦蹦跳跳地跑到里间屋去了。鹤龄把饭盛好，又为宪仆打好了洗脸水。
过了一会儿，宪仆和杨起从屋里出来，正好碰上杨起的姥姥也过来看杨起。
姥姥看见宪仆的两只眼里都是红红的血丝，便知他又熬了夜，十分心疼地说：“宪仆，你每天晚上都熬到这么晚，时间长了可怎么受得了呀。站上的活怎么就这么多，一白天还做不完。要是老这么累的话，我看你就别去上那个班了，在家里学着出豆腐吧。”
宪仆洗着脸说：“娘，你不用担心我。我晚上睡不着，熬点夜才能睡得香。”
一家人端起饭碗刚要吃，只见迎新家的进来，说：“张大娘，你们听说了吗，上头又让挂旗了。”
宪仆问迎新家的：“迎新嫂子，又让挂旗做什么？”
迎新家的说：“谁知道呀，上头三天两头让挂旗，没完没了地穷折腾。”
杨起的姥姥便不以为然地说：“让挂咱就给他挂呗。前些日子不是也让挂嘛，我就拆了一个面口袋，又把杨起用过的一块红尿布剪成一个圆片片，用线绷在那面口袋上，就拿出门挂了上去。鹤龄，吃了饭你去找找，把那个旗子找出来，让宪仆出门的时候把它挂上去不就完了。”
宪仆笑得差点把饭喷出来，说：“娘，你不想想，那是什么旗，那可是日本旗呀。现在什么时候了，还挂日本旗？日本人都投降好几年了，娘你还让我出去挂日本旗，那不是自找难受吗？现在是国民党时期，要挂也得挂国民党旗了。”
娘便问：“那你说说国民党旗是什么样的，我好铰一个挂上。”
宪仆说：“那国民党旗可不像日本旗那么简单，贴上块红尿布就能行的。国民党旗可麻烦着呢，得买才行。”
娘问：“上哪里买去？”
迎新家的忙说：“不用买，上头往下发。”
娘说：“发一个也不错，倒省下我做了，也省下花钱买了。”
迎新家的说：“哎呀，张大娘，你不知道，这发的东西倒比买的还贵呢，他们不会少问我们要钱的。”
娘息事宁人地说：“贵就贵吧。贵贱的有一个挂在外面就完事了。”
迎新家的说：“可不能乱挂呀。我听人说得在各家的门前挖一个坑，在坑里埋上这么高一个大木头桩子。那旗子要挑在一根竹竿上，每天早上要把旗子绑在那木桩上才行。”
娘一听这话，十分气恼地说：“咳，这么麻烦呀，比小日本鬼子的事还多呢。干脆，咱不给他挂了。”
迎新家的说：“不挂更不行。到时候上面来人到各家各户去查，没有旗子可不得了，那不得说你私通八路呀，闹不好还得把人抓进局子里去呢。”
娘叫苦不迭地说：“哎哟，我的那个天哎，这可叫人怎么好哟，可真麻烦死了。”
肉肉听说每天要在自己家门口升旗降旗的，觉得有趣，便对娘说：“娘，不麻烦，我们在学校里每天都升旗。”
娘说：“小小的孩子，生什么气呀。”
肉肉说：“不是生气，是升旗，把旗子高高地升起来。我们一边升旗，还一边唱国歌呢。”肉肉说着还唱了起来。
娘本来生着气，可一看肉肉又说又唱的，便开心起来，刚才的不愉快也忘得没了影。
老掌柜的得的是痨病，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肺结核，这种病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人一旦得了这病就只能等死。
鹤龄不甘心父亲就这样死去，她每天为父亲西处抓药，并把熬好的药亲自端到病床前让父亲喝下。老掌柜的每次接过药都要长叹一声，说：“唉，我喝多少也是白搭了。我这一辈子挣下的钱也不算少，可到头来都变成这一碗一碗的苦水喝进了肚子里。”
鹤龄说：“爸爸，别这么说，您就是一辈子一分钱不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病成这样不管。”
娘说：“盼着你早点好了，好操持着这豆汁房里的事。你看看，自从你病了，这豆汁房的买卖可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收入哪儿还能跟从前比呀。唉，这干买卖没个自己人盯着是真不行呀。”
老掌柜的现在想的不是豆汁房的生意，而是想到自己这病没有可能治好了，自己死后这娘们孩子将由谁来照顾呢，只靠宪仆在外面挣得那点钱能活得了她们吗？想想这些，老人就不住地叹息。
鹤龄见父母的心里都充满了悲哀，自己的心里也变得很不好受，便悄悄地躲了出去。
